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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国告别亚洲增长模式 进入后工业化时代



来源:未知 日期:2021-06-16 14:00 作者:佚名

  低速经济增长决定了韩国基本不会发生经济危机,韩国经济已经进入平稳的后工业化时代,也正因为如此,对于东亚其他国家缺乏参照意义

  这个时候对韩国的关心,是基于一段深刻的记忆和有关“重蹈覆辙”的猜测。

  大约11年前,刚刚加入 “富国俱乐部”的韩国在金融风暴中破产了。接下来,被韩国人视为“国耻”的是,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进驻,经济出现负增长,人均国民收入退回7年前的水平。

  现在,预判一个国家的命运仍然是困难的事。韩国经济研究院的学者对于我们的问题顾左右而言他,只是说,韩国已经是一个和当年完全不同的国家。

  金融体系的亚洲典范

  韩国传统经济的思维,是由国家分配资金扶持财阀,不论公有、民营,几乎所有银行的高阶职务都由政府决定,贷款给谁也听命政府,并非市场导向。

  国家主导型经济的最初设计者是朴正熙。*政变上台的朴正熙对西方思维不以为然:“让韩国套上美国的制度,就像一个100磅重的人借了一件250磅大汉穿的西服,无法使自己穿得文雅。”

  他亲自主持召开企业银行联席会议,企业家和银行家分坐两边,如果有企业提出需要贷款,朴正熙就当场点名让某家银行提供贷款。

  后来的韩国领导人继承了这位独裁者的经济哲学,用30年的时间创造了一个亚洲的经济奇迹。

  但是,这种故事在IMF看来简直就是异端。1997年,处在金融危机中的韩国政府向IMF求援,申请58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。IMF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对韩国的官办金融体系“釜底抽薪”。

  那时,这个要求显得很合理。因为大量引进海外短期贷款,韩国银行出现了严重的清偿危机,这正是韩国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。

  1997年12月3日,最后的谈判达成。韩国财经部长林昌烈沉痛的表情与IMF主席康德苏的轻松快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  曾经有人认为,强调自尊心的韩国政府不会完全听命于IMF。事实却相反。

  面对IMF停止保护那些已经丧失清偿能力的金融机构的要求,韩国政府没有丝毫犹豫。1998年到2003年初,韩国金融机构的数量减少了32.4%。其中,不良贷款问题最集中的综合金融社,至2003年仅剩下3家仍在正常运营,93%被关闭。

  外资自由进入,使韩国成为亚洲金融体系最开放的国家。IMF在与韩国签订贷款协议时,要求允许外国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大举进入韩国市场,在韩国的外国银行或企业可以全面参与韩国证券交易活动。一些国际金融法学家甚至认为,这实际上是让韩国用相当一部分金融主权换取贷款援助。

  虽然韩国人始终认为,银行被外资控制是否就会真正健康起来是一个值得存疑的问题,但他们不否认韩国银行更加安全的现实——韩国银行的资产充足率已经达到13%,不良贷款降到1%以下,这两个数字保证银行可以抵御一般性的经济冲击。

  而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,是韩国应对危机的自主行为。当年,韩国银行、保险监督院、证券监督院的白领雇员,获悉政府有意将这三大机构合并,不禁齐声表示反对,破天荒地开始静坐示威。

  消失的野兽冲动

  野兽冲动是经济学家凯恩斯在解释投资者动机时的创造。凯恩斯说:“在情况不明朗时,企业家根据直觉决定投资。”

  亚洲金融危机前的韩国,就是一个充满“野兽冲动”的国家,激进,不畏惧高风险。那一代韩国人流行的观点是,持续的收入增长是爱国责任的体现,不必在意短期的利润。

  1997年底,韩国最大的30个产业平均债务/净股本比率高达519%,而美国这一比率约为154%,日本为193%,台湾地区为86%——韩国政府和银行的全力支持,使大财团能够在承担高风险的情况下照样进行大规模长期投资。这种发展模式成就了韩国经济奇迹,也为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。

  曾经的大宇公司董事长金宇中即使在破产后也不认为“过度举债是万恶之源”。金宇中最具“野兽冲动”的行为是在两伊战争期间,在伊朗建造铁路。

  如今,游戏规则的改变彻底颠覆了韩国的增长模式。《韩国时报》说,外国控股的银行“不情愿向韩国企业发放贷款”。2001年,因为从国内银行拿不到贷款拓展业务,从事工艺品买卖的韩国人康吉锋决定到上海寻找机会。“外国投资者对于风险太过敏感,不愿意承担风险。”他说。

  2004年4月,美国凯雷基金将韩美银行出售,获利6.75亿美元;次年2月,美国新桥资本将韩国第一银行出售,获利16亿美元,三倍于它四年前的投资。这两件事证实了韩国人对外国投资人的怀疑:外国投资人对短期利益的增加更有兴趣,关注的重点不在企业的长期增长,因此,他们可能会通过卖掉企业将短期利益兑现。

  但同时,过分的“理性投资”又使经济的钟摆摆向了保守一边。

  从2005年开始,韩国政府建议外国投资者,董事会成员最好选用韩国人。另外,外资如果收购股权超过5%,就必须向金融监管机构报告。新政策推出后,许多外国银行家和外企高级主管私下抱怨,称韩国在监管方面的做法捉摸不定,给投资者带来了不确定性。接下来的几年,外国对韩国的投资逐年减少。

  信用卡政策是韩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后最大胆的行动。

  2000年,刚刚摆脱金融危机阴影的韩国政府急需拉动内需,于是通过税收优惠等各种政策鼓励消费者使用信用卡,由此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的信用卡热销运动。

  为启动和推广信用卡,韩国国税厅硬性规定,所有法人经营单位和年销售额达一定规模的餐饮、零售业者必须使用信用卡结算。家庭主妇们甚至连买一捆菜都用信用卡结算。2003年底,韩国消费者债务拖欠比率达到了创历史纪录的11.2%,使韩国的信用卡公司无一例外发生了流动性危机。

  事实上,早在信用卡政策的第一年,负责金融监管的金融管理委员会与金融监督院,就曾联合发出警告。结果独立机关敌不过政策需求,当时负责政策的财政经济部并不理会,拖拖拉拉到了2003年,造成七分之一的韩国人破产。

  消磨掉最后一丝冲动,凯恩斯所说的“理性投资”成为韩国的集体选择。

  没有参照意义的榜样?

  这5年,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始终在4%上下徘徊,身处在东亚狂飙突进的国家之间,它就像温吞水的欧元区。

  “低速经济增长决定了韩国基本不会发生经济危机。”吉林省社科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玉山说。

  1997年前后,张玉山一直研究韩国经济结构,最近几年才转变研究方向,只是做些韩国投资预测。“韩国经济已经进入平稳的后工业化时代。也正因为如此,对于东亚其他国家缺乏参照意义。”

  即使不再发生金融危机,韩国人也不会对政治领导者心存感激。失业与敌对的劳资关系,让他们更愿意回忆上世纪90年代的生活。

  在李明博就任前,韩国人说他们经历了“失去的十年”,对于金大中和卢武铉挽救经济的功绩只字不提。

  有趣的是,现在韩国经济的问题都可以在欧洲大陆上找到对应物。“对于想防范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来说,韩国并不是一个好榜样。”张玉山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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